130年前，中国本有一机会彻底灭了日本

纵观近代中国史，尤其是晚清的那段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人的血泪史，同时也是一部耻辱史。

泱泱大国，五千年华夏文明曾经是世界各国争相膜拜的对象，是世界的政治经济的中心，但到了清朝末年这一切的优势都荡然无存。

由于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导致了中华国力每况愈下，不论是西方列强还是东方邻国，都想来中国分一杯羹。

尤其是之前一直向我们摇尾乞怜的东方倭国，在我国内忧外患时也趁机落井下石，不得不说令人愤恨。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清朝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割地赔款主权沦丧，并掀起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而正是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也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志之士，满怀救世理想，走向世界，希望能师夷以制夷。

在这其中，就有一位四川籍大臣曾在甲午战争期间设计了奇袭日本本土的计划。

如果能够实施可能就直接到日本开战了，挽救大清的颓势。

但最终的结果却因慈禧的阻止，错失反败为胜的战机，从而功败垂成！

此人就是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宋育仁，他是重庆维新运动倡导者。

其创办了重庆历史上第一家爱国杂志《渝报》，树立起了巴蜀维新宣传的旗帜。

宋育仁是四川富顺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检讨。

1894年，宋育仁有幸获得外放机会，远赴英、法、意、比四国做公使参赞，着意考察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积极策划维新大计以实现民主共和。

而正是这次出访，让他看到大清与世界的差距，也更了解了日本对清朝的危害。

中日甲午海战是中国跟日本之间非常关键的一场战役。对外中国失去了在东亚千年之久的霸主地位，日本则趁势崛起。

不管是对亚洲，还是全世界来说，当时力量格局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对内中国历经数十年的洋务运动瞬间化为乌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客观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巨额的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的同时，也加速了日本军事的发展，为后来的中国埋下了隐患。

在甲午战争爆发时，宋育仁正值在英国伦敦就职，当他得知清军在平壤溃败后就心急如焚，连夜给朝廷上书，并指出“倭兵少财乏，持久足以困之”。

宋育仁认为日本地少，自然资源也稀缺，不具备长期作战的物质基础，而中国地大物博，只要清政府誓死抵抗坚持一段时间，日本就会不战而退，等到日本弹尽粮绝的时候清政府再做出反击。

可对于宋育仁的上书慈禧太后却置若罔闻，她只关心自己的六十大寿，甚至为了举办隆重的宴会还挪用了购置军舰的银两。

后来由日本史料公开的数据显示，日本为了打甲午战争的确快掏空了家底，也就是说，日本的财力根本无法支撑日本打持久战、打消耗战。

当时，日本虽然在战场上连战连捷，但毕竟国力有限，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进一步加重了日本普通人民的负担，自1894年底以来日本不少地方都爆发了农民暴动，社会动荡不安。

反观中国则不同，若中国能强硬一些，再坚持一下，可能结局就完全不同。

（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曾迫于国内的压力，主动向清政府提出过和谈的要求，前提就是和谈全权代表必须是权臣李鸿章。）

但此时的晚清政府疲于作战，加之黄海海战失利宋育仁悲痛万分，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结局都可以预料到，肯定是清军惨败。

情急之下宋育仁产生了一个大胆设想，他希望能出奇兵反败为胜，带兵直接到日本本土开战。

于是，他趁着公使龚照瑗回国述职的时候，召集同僚使馆参议杨宜治、翻译王丰镐等人密谋此事，并做出了一个详细且可行的计划！

宋育仁购买了英国卖与阿根廷、智利两国的五艘军舰、十艘鱼雷快艇，并招募了澳大利亚水兵两千多人组成精锐水师，准备托名澳大利亚商团，自菲律宾北上直攻日本长崎和东京。

此打算看似异想天开，但按照当时的情况，也具有很大的可行性。

毕竟明朝时倭寇入侵，就是雇用浪人和海盗来侵扰我国沿海的案例，如今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而在当时，澳大利亚属于英王治下，其商会可以自募水手保护商队航行，挂上英国国旗后，无人敢阻拦检查，况且当时崇拜西方列强的日本更不会阻止澳大利亚商船靠岸。

为了确保奇袭日本计划万无一失，宋育仁还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与英国康敌克特银行借了三百万英镑，以支付兵船购买费用。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宋育仁基本已经准备完毕。

他亲手组建了一支强而有力的海军，水手们整装待发，枪炮弹药也都非常充足，一切只等将这支力量交给前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率领。

可是，就在计划即将实施的时候，这件事却被大清驻英国使馆的公使龚照瑗给知道了。龚照瑗查知此事，遂以妄为生事电告清廷。

因为当时清廷已经打定和日本媾和的主意，李鸿章听闻后坚决反对宋育仁等人的做法。

此时慈禧太后也是毫无战心，遂以宋育仁“妄生事端”为由将购船募兵等事，一概作废，同时电召宋育仁速速回国。

宋育仁得到消息后，一声悲叹。

更让他悲愤的则是，仅仅几天后清廷便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海外募集水师奇袭日本的计划胎死腹中。

宋育仁的一腔报国热忱也被“投降派”一盆冷水浇灭，他也只能无奈地“抚赝私泣，望洋而叹”，着实伤心了很久。

后来他在回国途中写成了《借筹记》，详详细细地记了这事的经过，以表壮志未酬之情。

宋育仁归国后，清廷本打算对宋育仁作进一步惩罚，但因这一爱国壮举牵连人员众多，有朝廷重臣（两江总督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还涉及到外国人士。

知晓此事的人们对宋育仁的遭遇更是深表同情，所以，朝廷处理这事也有所顾虑，没再深究，只是将宋育仁降回四品原职回翰林院供职。

晚年宋育仁隐居成都东郊狮子山“东山草堂”内一心修志著书，不问世事，直到1931年去世，享年74岁。

临终前宋育仁对此事仍念念不忘，吩咐家人将自印的《借筹记》赠于前来吊唁之人。

最后我们要说，假若不是慈禧太后的阻止，这个四川籍大臣可能真就直接到日本开战了，即使不能挽回战局，但也能给日本社会以巨大的心理威慑，让日本人有所忌惮！

可历史毕竟不能假设，甲午战败也已成为历史。

现如今宋育仁先生的英勇事迹激励着无数人，2006年成都三圣乡政府在今“幸福梅林”一带择地重修“东山草堂”，并立宋育仁石刻像供后人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