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77）丨重视实用技术和经验总结，这是中国古代技术文化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专访著名科学技术史学者、中国第一位天文学史专业博士、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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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古代科技，要避免陷入利用定义操控结论的论证方法，而应该超越以往“科学技术”的固有视野，要特别重视这些技术成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它们对今天的启发意义

·重视实用技术和经验总结，这是中国古代技术文化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由于天学在中国古代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它就成为了解古代中国人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无可替代的重要途径

·古代中国在吸收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对西方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我们常说的“四大发明”，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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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中国第一位天文学史专业博士。199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主持《中古时期的中西天文学交流与比较研究》《古代中国数理天文学体系及其在世界天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外科学文化交流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已在国内外出版著作百余种，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代表著作有‌《天学真原》《天学外史》《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周髀算经〉新论·译注》‌《中国古代技术文化》‌《科学外史》等。著作多次获中国好书、中华优秀出版物等大奖，学术思想在国内外受到高度评价并引起广泛反响。

川观新闻记者 王国平 摄影 李强

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各种争议。但从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出发，尝试思考这些技术成就背后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不失为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问题。”

中国古人是如何获得关于寒暑五带的知识的？“古代中西交流的程度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中国古人为何如此关注“天文”？“古代中国天学对王权意义重大，在华夏文明建立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为什么孔子的诞辰可以推算，为什么可以运用天文学方法破解历史年代学问题……

有关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江晓原科技史研究的一部分。作为中国第一位天文学史专业博士，江晓原已在科技史领域耕耘超过40年，并以研究成果所具有的开拓性著称。

在江晓原看来，研究中国古代科技，要避免陷入利用定义操控结论的论证方法，而应该超越以往“科学技术”的固有视野，要特别重视这些技术成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它们对今天的启发意义。

川观新闻记者和江晓原（右）

破茧之路

中国首位天文学史专业博士

1988年，中国科学院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博士毕业生——江晓原，中国第一位天文学史专业博士。这一头衔背后，既是对传统学科边界的突破，也是个人学术理想的实践。

江晓原的学术起点并非科技史，而是天体物理学。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如同一股春风，吹进了无数年轻人的心田。面对这一机遇，江晓原在用了3个月时间恶补高中数理化知识后，便踏入考场。最终，以第一志愿考进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

“我17岁初中毕业便进入纺织厂做电工，当时厂里常把一些搞研发的事情交给我，这使得我对物理比较亲近。”江晓原说，“但天体物理系究竟是做什么的，当时自己并不知道，只想选一个‘高冷’的专业，为了‘远离人间烟火’，不想再回到工厂的小天地里。”

1982年春，江晓原进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读研究生，导师是席泽宗院士。“我那时根本不懂什么是科学史，也不知道席先生其实是中国科学史界的泰斗人物。”江晓原回忆说，“南京大学的副系主任当时告诉我，从席先生开始招收研究生，到我这已经是第4年了，但前3年都没有招到学生，因为席先生对学生的要求特别高，他要求学生必须是天文系毕业，而当时全国只有两所大学有天文系。”

江晓原的学术背景，再加上优异的成绩，让席泽宗非常喜爱这位弟子。

江晓原著作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尚属冷门，天文学史研究更属新兴领域，资料稀缺，研究方法也在摸索阶段。

那时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学制是3年，在做完席先生给的研究题目《第谷天文工作在中国之传播及影响》后，江晓原于1984年提前答辩毕业。

此后，江晓原又跟着席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凭借扎实的天文学基础与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他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古籍中，从《史记》《汉书》等经典史籍里寻觅古代天文记载的踪迹，深入钻研星占学、历法等领域，探究古代天文学的发展脉络。

到1988年江晓原准备博士论文答辩时，他已经在《天文学报》《自然科学史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等业内顶级杂志上发表了10篇学术论文。看着学生的这些成果，席先生对江晓原说：“你只需将这10篇论文的详细提要组合起来，再附上这10篇文章，就可以答辩了。”所以江晓原的博士论文正文只有约4万字。

博士论文的答辩很顺利，他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当时的《中国科学报》还在头版对他的答辩作了专题报道。

学术丰碑

武王伐纣与孔子诞辰的精准推算

读博期间，江晓原受席先生的推荐，来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并一直在这里工作了15年。这期间，他领导了当时国内唯一的“天文学史研究组”，并产出一系列重要成果，破解了很多史学谜案。

天狼星是全天最亮的恒星，呈耀眼的白色。但在古代西方文献中，天狼星常被描述为红色。按现行恒星演化理论，天狼星根本不可能在一两千年的时间尺度上改变颜色。天体物理学界因此被困扰了百余年。

江晓原则运用《史记》《汉书》《晋书》等中国古籍中的可靠记载，证明天狼星数千年来一直呈现毫无争议的明亮白色，从而消解了现代恒星演化模型中的这一反例。1992年，江晓原的《中国古籍中天狼星颜色之记载》在《天文学报》上发表，次年英国杂志就出现了英译全文，得到国际国内权威人士的首肯和高度评价。

“这可以算是我对天体物理专业唯一的贡献。”江晓原说。

江晓原接受川观新闻采访

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事件，但由于年代久远，史料记载模糊不清，其确切发生时间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自汉代起，众多学者投身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先后提出至少44种不同观点，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130年至公元前1018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江晓原和团队受工程首席科学家席泽宗院士的指派，决心运用天文学方法破解这一历史年代学问题。

作为项目负责人，江晓原带领团队，对古籍中关于武王伐纣时期的天象记录展开系统梳理与深度分析，通过精准计算哈雷彗星回归时间、木星位置等天象，并结合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历经多年艰苦钻研，最终确定武王伐纣的时间为公元前1044年1月9日。这一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新华社播发全球通稿。2001年，该成果获科技部等部委联合颁发的“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优秀科技成果”奖。

之后，江晓原又将研究方向转向对孔子诞辰的推算。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诞辰却一直存在争议。江晓原通过对《春秋》《左传》等古籍中孔子出生前后的天象记录进行细致剖析，运用天文学方法推算出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2年10月9日。这一成果为孔子诞辰的确定提供了全新的科学依据，彰显了天文学方法在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上的独特价值。

“我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了15年，2012年，在我已经离开天文台13年后，‘相当意外’地被中国天文学会授予了‘突出贡献奖’”。江晓原说，离开天文台后，他的学术活动范围扩展了许多，但天文学史作为他的“学术根据地”，在他的学术研究和大众写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江晓原著作

开疆拓土

创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

1999年春，江晓原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开启了他学术生涯的又一重要篇章——创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

在此之前，上海有三所高校曾先后找到江晓原，邀请他加盟，都被他谢绝了。

“之所以选择去上海交大，是校领导说可以支持我建立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这是巨大的诱惑。”江晓原坦承，当时自己已进入科学史领域近20年，但包括他的导师席泽宗院士在内，很多前辈学人都有过建科学史系的想法，但都没成功。

“科学史始终是一个边缘而小众的学科，彼时国内科学史研究都附属于其他院系，缺乏独立学科地位，学科发展面临诸多困境，而当时在高校建系又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江晓原说，接受建系任务后，他四处奔走，积极招募人才，设置课程。

1999年3月9日，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宣告成立。当天，江晓原的恩师席泽宗亲自来上海参加成立大会，并担任该系的学术委员会主任。

江晓原著作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科建制化迈出了关键一步。

示范效应很快显现出来。不久之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时任校长朱清时院士兼任首任系主任；此后，北京大学成立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前副校长韩启德院士亲任系主任……随后，全国设立科学史院系的高校不断增多，科学史的研究方向也越来越多。

江晓原认为，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是中国学界对科学史专业认识逐渐深入的必然结果。

之后，该系获批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博士点，标志着中国科学史教育正式跻身主流学术体系。2012年，上海交大将原科学史系升格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江晓原担任首任院长。

在江晓原的努力下，上海交大逐渐成为国内科学史研究的一座重镇，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科学史专业人才，他们活跃在学界、教育界等多个领域，为推动科学史研究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对

话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非常强大的创新基因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

很大程度上是定义问题

记者：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科技史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江晓原：这里涉及一些观念的问题。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一直存在争议，当然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定义问题。

例如，如果希望获得“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样的结论，就可以选择狭义的“科学”定义：科学是指在近代欧洲发展起来的、以实验为特征、以数学为工具的一整套方法、原则和制度。在此定义下，中国古代当然就没有科学。

如果希望获得“中国古代有科学”这个结论呢？也很容易，只要选择宽泛的“科学”定义：例如“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的系统知识”。在这样宽泛的定义下，中国古代当然就有科学了。事实上，在这样的定义下，古代世界的任何一个文明都是有科学的。

科学这个词，用狭义的定义来理解，不过就几百年的历史。不可否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科学”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在技术层面有非常丰富的实践。

因此，换一个思路来思考这个问题是很有必要的。这个思路就是从技术和发明入手。和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个问题充满争议不同，对于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不仅在整体上很少有争议，而且在很多事例中有现存实物作为证据。例如，在稀世珍宝越王勾践剑面前，尽管铸剑工艺之谜至今仍在，但面对宝剑实物，没有人能够否认2500年前的越国铸剑师真的掌握了我们直到现在还无法确知的神奇工艺。古代中国技术成就的实物证据还有不少，比如交子、钓鱼城、中医药、阴阳合历等。

深入思考这些技术成就，我们才有底气面对下面的问题：

在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代（元朝初年），甚至更晚些，明朝末年，当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时，他们都为中国这个伟大帝国的富庶感到震惊。特别是在中国南方，那些“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的上流人士，过着优雅、精致、奢华的生活，和他们相比，那时欧洲王侯们的生活质量几乎就像穷人。中国上层社会这种生活方式和品质，除了财富和文化之外，还依靠什么来支撑呢？

答案是：除了财富、文化、忠诚、信念等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技术。

而通过这些技术发明，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非常强大的创新基因。

记者：从科技史的角度，也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

江晓原：中国古人看世界的方式，跟古希腊人不一样，我们的风格是一种高度的实用性。举一个例子，能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

在整个古代世界，无论什么民族，都要解决同一个天文学问题，我把这个问题称作“古代世界的天文学基本问题”：给出任意时间和地点，算出来在这个时间和地点，太阳、月亮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在哪个位置上。

古希腊人的办法，就是按照托勒密《至大论》里所展示的，要先设计一个模型，这个模型不是外部世界的真实状态，而是一种几何表示，通过建立这样一个模型，来模拟太阳、月亮、五大行星的运行。

中国古人则是通过长期观测，精准掌握上述七个天体的会合周期，然后通过计算来解决这个问题。

西方科学的精髓在于从具体现象中抽象出普遍规律，比如伽利略通过斜面实验发现自由落体定律。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致用性一直是备受推崇的，古代中国人总体来说更重视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空谈义理——比如天体在什么样的宇宙中运行，古代中国人可以将它搁置起来，但这并不妨碍古人在足够高的精度上用会合周期叠加的方法解决“古代世界的天文学基本问题”。

再比如四川的都江堰，两千多年过去，至今仍发挥着巨大作用。都江堰这样惊人的技术成就，背后支撑的理论是什么呢？我们当然无法想象李冰父子掌握了静力学、重力学、流体力学、结构力学等现代科学。

重视实用技术和经验总结，这是中国古代技术文化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天学在华夏文明建立的过程中

扮演重要角色

记者：您的主业是研究天文学史，从《史记》作《天官》后，历代史书都有天文志。古人为何如此关注“天文”？

江晓原：上古时代的中国，一个王权的确立，除了需要足够的军事经济力量之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必不可少的条件：拥有在天（神）与人之间进行沟通的手段——通天。

帝王必须拥有“通天”手段，其王权才能获得普遍承认。而在古代的各种通天手段之中，最重要、最直接的一种正是天学——即包括灵台、仪象、占星、望气、颁历等在内的一整套天学事务。帝王拥有了自己的天学事务方才能够昭示四方，自己已经能与上天沟通；能与上天沟通的人方才能够宣称“天命”已经归于自己，因而已有为王的资格。

正因为天学与王权在上古时代有如此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天学在中国古代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必须由王家垄断。也正因如此，历代王朝往往在开国之初严申对于民间“私习天文”的厉禁，故而王家天学的神圣地位一直维持到清朝灭亡。

关于中国天学的起源，学界一直有各种形式的天学西源说，但只要了解古代中国天学与王权的相互关系，就会知道在华夏文明建立的过程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天学，它只能与华夏文明同时诞生，不可能是后来才被输入的文化成分。

这里还要注意的是，古代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有的只是天学。天学不是一种自然科学，而是深深融入古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一次日食、一次彗星出现、一次金星或木星的特殊位置……这些天象在古代中国人看来都不是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一个神学问题，或是一个政治问题。

“天学”这个词在古代就有。现代人为了探索自然而观测天文，但古人是以天文学为工具为天学服务。

几千年来，皇家天学机构一直是古代中国中央政府的一个重要部门。这一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甚至更早。从《尚书·尧典》所载帝尧分命天学官员前往四方观天之事，推断那时已有天学机构，且负责领导此机构的天学家是重要的朝廷命官，应该不算牵强附会。到了周代，皇家天学机构及其职官，都已颇具规模，并且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记者：历史上有关天文现象的记载，在今天有何意义？

江晓原：中国古代天学留给今天的遗产究竟是什么，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收录在《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一书中的天象记录，有一万多条。这是天学遗产中最富科学价值的部分。古人虽是出于星占学的目的而记录了这些天象，但是它们在今天却可以为现代天文学所利用。由于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天体，而天体的演变在时间上通常都是大尺度的，千万年只如一瞬。因此古代的记录，即使科学性、准确性差一点，也仍然弥足珍贵。

其次是90多种历法，这是天学遗产中最富科学色彩的部分。天象记录之所以有科学价值，是因为它们可以在今天被利用，但它们本是为星占学而记录的，故缺乏科学色彩。而历法在这一点上则相反。中国古代的历法实际上是研究天体运行规律的，其中有很大的成分是数理天文学，它们反映了当时的天文学知识。这正是它们的科学色彩所在。不过，也就是色彩而已，因为它们实质上仍是为星占学服务的。由于这些历法中的绝大部分对今天来说都已无用，它们自然不能具有像天象记录那样的科学价值了。

再次就是流传至今的一些“天学秘籍”，外加散布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的各种零星记载。

对于研究来说，可以尝试从另一种思路来看待中国天学的遗产，是将这些遗产分为三类：

第一类：可以用来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的遗产。比如20世纪40年代初，金牛座蟹状星云被天体物理学家证认出是公元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而关于这次爆发，在中国古籍中有最为详细的记载；又比如关于“天狼星颜色问题”，运用中国古籍中的可靠文献，证明天狼星数千年来一直呈现毫无争议的明亮白色。

第二类：可以用来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的遗产。比如根据古人的天象记录，对武王伐纣年代和孔子诞辰进行推算等。

第三类：可以用来了解古代社会的遗产。由于天学在中国古代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它就成为了解古代中国人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无可替代的重要途径。中国天学这方面的遗产的利用，将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而展开更为广阔的前景。

古代中西交流的程度

远超一般人的想象

记者：在您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和数学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周髀算经》里有寒暑五带的知识。也有学者指出，《几何原本》可能在元代就翻译到了中国。古代东西方科技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似乎远超我们的想象？

江晓原：《周髀算经》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本土的天文学和数学经典，书中假托周公与商高的对话，因此曾被古人视为周代的著作，但现今学者们比较普遍的意见是《周髀算经》成书于公元前100年左右（西汉年间）。至于书中的内容究竟有多古老，则只能推测了。

我曾对《周髀算经》下过一番研究功夫，给全书做了详细注释和白话译文，结果书中的许多内容令我大吃一惊——怎么看它们都像是从西方传来的。

古代中国天学家没有构造几何宇宙模型的传统，但是《周髀算经》却是古代中国在这方面唯一的例外——书中构建了古代中国唯一的一个几何宇宙模型。但这个宇宙模型与古代印度宇宙模型惊人的相似，从整个格局到许多细节都一一吻合，如果用“偶然巧合”去解释，就太勉强了。

此外，当我在《周髀算经》中发现相当于地球上寒暑五带的知识时，再次感到非常惊异——因为这类知识是以往两千年间，中国传统天文学说中所没有而且不相信的。

汉代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赵爽在注解《周髀算经》时，就表示不相信书中关于寒暑五带的知识。比较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些知识不是中国传统天文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所以对于当时大部分中国天文学家来说，这些知识是新奇的、与旧有知识背景格格不入的，因而也是难以置信的。

这样看来，《周髀算经》里的这些知识有来自异域的可能性，其作者有没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从古希腊人那里获得了这些知识呢？这是耐人寻味的问题。

古代中西方天文学交流，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古代巴比伦、埃及、印度、欧洲和伊斯兰天文学与中国的交流互动，揭示了不同文明间天文学交流的历史脉络与重要意义。

我担任一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整理中西方交流的文献。从中可以发现，中西交流的程度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古代虽然没有飞机、互联网，但古人有的是时间，他们可以花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欧洲旅行到中国，在这些交流中科学技术扮演了重要角色。

古代中国在吸收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对西方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改变了历史。这似乎证明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比如我们常说的“四大发明”，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记

者

手

记

科技史领域的拓荒者

在科技史领域的星空中，江晓原毫无疑问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星。他以卓越的学术贡献、独特的研究视角，在科学史研究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从成为中国首位天文学史博士，到在武王伐纣、孔子诞辰推算等学术成果上大放异彩，再到创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他的每一步都充满着探索与开拓的精神。

而在这些探索与开拓的背后，都包含着江晓原对问题本质的观察和回应。在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研究中，他从中国古代具体情况着手，放弃了以西方标准作为唯一的衡量尺度做法，提出天学这一理念，对中国古代天文学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其代表作《天学真原》被评价为“开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新纪元”，该书自出版后就成为在天文学史、科学史和人文学术领域中引用率颇高的著作之一。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江晓原直截了当地表示，这种利用定义操控结论的论证方法，近似概念游戏，而且会消解这个问题的严肃性和崇高感。因此他从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出发，尝试思考这些技术成就背后的理论支撑是什么。

按照“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的说法，科学史是科学和人文之间的桥梁。江晓原对此深表赞同：“这也是今天科学史学科在通识教育中能够扮演一个突出角色的原因，科学史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沟通人文与科学的桥梁作用，这也是科学史应负有的历史责任和社会功能。”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

四川日报全媒体出品

统筹：姜明 赵晓梦

第七十七期

执行：杨昕

记者：王国平

摄影：李强

海报：刘津余

编辑：梁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