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剪影｜沈文倬和张尔岐，隔空三百年论“礼”

近日，著名经学家、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沈文倬批注的《仪礼郑注句读》一书问世，备受学界关注。

沈文倬批注所用底本为同治十年金陵书局刻本《仪礼郑注句读》。《仪礼郑注句读》作者为清初经学家、济阳人张尔岐，他对《仪礼》经文及郑玄注进行分章和句读；并对贾公彦疏进行筛选，取其能解释郑注的内容予以保留，其他内容予以删汰。从张尔岐到沈文倬，虽两人隔空三百年，却用毕生心血钻研乏人问津的《仪礼》，甘当中华文明和古老传统的守望者，为中华文明赓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沈文倬

自今以往，业有定纪

何谓“礼”？有人仅将其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文明行为规范。实际上中国古代的礼，堪称华夏文化的源头，无所不包。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文化，是“礼”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政治，是“礼”的政治；中国古代的历史，是“礼”的历史。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与“礼”息息相关。

由于年代久远，几千年的风风雨雨，礼学的发展轨迹越来越模糊，再加历史上数次冲击，礼学像一个被打破的瓷器，碎片散落在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厚土中。礼学的经典著作因缺乏整体性，已成了一道玄机重重的关卡，既挡住了学者探索的脚步，也让古代礼制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远，终成断层。

沈文倬先生研究的，正是经典的“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其中《仪礼》在“三礼”中成书最早，而且首先取得经的地位，是礼的本经。但该书之难，连古人都不敢轻易尝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其书自明以来，刻本舛讹殊甚……盖由《仪礼》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写刻有讹，猝不能校，故纰漏至于如是也。”可以说，礼经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绝学”。

那在明末清初，山东人张尔岐为何走上这门“绝学”研究之路？其实，张尔岐并非先知先觉者，他的学术觉醒有迹可循。他很早就志于学，但并非一开始就志于“正学”。据他自述，年轻时，为学兴趣广泛，一度对道家学说及方术十分着迷，精研天文、阴阳推步、太乙、奇门、六壬、风角、云物之占，等等。他与村民打成一片，经常“杂坐田父酒客间，剧谈神仙、方技、星卜、冢宅不绝口”；还由于常常预测准确，有先见或前知之明，遐迩闻名，至今济阳民间还流传着他撒豆成兵的各类传说。

在而立之年，张尔岐已为日后研究学问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他意识到自己的学业存在一个问题：“学此不成，去而之彼，彼又不成，以又有夺彼以去者，不仅彼之夺此也。癸未前学固如此其不一也。”这种学无系统、学无计划的弊病难以达到精深的目的。此时的张尔岐，知学有所归，归于经史，乃痛下决心，“自今以往，业有定纪，不敢杂”。

置身古人的世界

一旦确立了以经史为正的治学方向，便意味着张尔岐学术之路的觉醒，他要承担起士人的社会责任。以前，他喜欢与人大谈术数；此后，他“平居与人言，绝口不言术数”。他遍读群经，尤对“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深厚的造诣。

张尔岐提出，士人治经研礼，首先要探究古人苦心著述本旨，从古人著《仪礼》等书包含着的自然秩序、人伦纲常、典章制度、言行举止、风俗民情等内容中，可以找出适合社会发展的模式，用以匡正明末以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疏学风气的泛滥。

张尔岐

张尔岐在谈到阅读《仪礼》时感慨：“当我最初读这部经典时，远远地看到它散发出的光辉，认为如果不是周公或孔子这样的圣人是无法写出这样的作品的，完全不能理解其中所说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等到我努力不懈地深入阅读，并在心中默默记忆和体验这些内容之后，书中人物的一举一动、礼仪姿态仿佛就在眼前可以看见，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忠诚厚道、温柔恻隐的情感也似乎能够亲身感受到。即使这些道理不能直接应用到日常生活中，但每当沉浸于其中时，就会仿佛戴上礼帽、垂下绅带，置身于古人的世界中，忘却自己身处偏远之地，以及对这些高尚品德的无知与不熟悉。”因而，他希望读《仪礼》的世人，不要畏其难读而退却。

张尔岐的后半生，三十多年如一日，没有一天不读书，没有一天不记笔记。因为家中不甚富裕，不能具膏烛，他就烧着柴火，在火堆前读书，常至深夜，而闻鸡即起的情况更是常见。生活艰难到这种地步，毅力坚强到如此程度，也是罕见。六十六岁那年春天，他虽然患病，依然坚持对《春秋传议》一书研究编著，直到冬天去世。

在张尔岐身后，同样奋力攀登礼学高峰的，还有沈文倬先生。沈文倬（1917年—2009年），字凤笙，江苏吴江人。先后师从沈昌直、金天翮、姚廷杰三先生受文史之学，最后从曹元弼先生专攻“三礼”之学，成为其关门弟子。沈文倬一生勤于研读经典、勤于著述，但对于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极为谨慎，直至八十余岁时才出版了自己第一部著作《宗周礼乐文明考论》，仅收录论文14篇，却在当时学术界引发强烈反响。他的一位学生回忆：“每次上门请益，先生几乎无一例外，坐在那间简陋的书房里，而桌上总是摊着书。他那一摞线装的《四部备要》本《仪礼正义》，原本就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字，又被他批满了密密麻麻的红字。”

沈文倬读古书喜加标点和批注，以为这是读书的好方法，故标点过的古籍为数不少。此次全彩影印的沈文倬批注《仪礼郑注句读》一书，批注有五种颜色：红色过录历代诸家注文，绿笔校汉木简甲本，黄笔校汉木简乙本，赭笔校汉竹简丙本，黑笔为沈文倬案语。可见先生治学之严谨。

独精三礼，卓然经师

张尔岐的代表作《仪礼郑注句读》和《春秋三传辨疑》，被后世学者誉为“经学之津梁”，对清代乃至后世的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仪礼郑注句读》一书，张尔岐耗时近三十年，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仪礼》及郑玄的注释进行了详尽的句读和阐释，使原本晦涩难懂的古文变得易于理解，为后人学习《仪礼》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部著作还考证校订了监本和唐《石经》中的脱漏与错误，补充脱漏、改正错误多达数百处，为后世学者在古籍整理和考证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同时期的著名学者顾炎武评价该书“根本先儒，立言简当”。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张尔岐临终之前犹念念不忘：“《仪礼》欠一净本，若于一二年内能为之，吾无所憾。”如此执着精神，实在令人感佩。

《仪礼郑注句读》一书于乾隆八年济阳高廷枢刊刻行世，后被收入《四库全书》，自此产生广泛影响，整个清代的“十三经读本”中《仪礼》部分大都采用张尔岐之说。

沈文倬先生对张尔岐的文本进行多维度的解读。首先，他破译了礼典与礼书的关系，考定了礼经的成书年代。通过对经书史书、出土器物、鼎彝铭文三者相结合的研究，确定礼典的实践先于文字的记录而存在；礼，本指典礼，礼经即《仪礼》，《周礼》则是职官专书；古代的典礼，除了留存的经书所记，不少已经亡佚。其次，他对礼经文本进行了详尽地考订和考释。考订了《仪礼》的文本；论定了《仪礼》汉简本的属性；考定了汉简《服传》与《仪礼》其他各篇之间的关系。第三，他对礼学和经学的源流予以确切而清晰的考证和梳理。第四，讨论了《仪礼》与《周礼》之凿枘、违异等难题；解析了典礼、曲礼与礼制的关系；探讨了两周礼制；阐发了“礼”的本质意义。最后，综合大量的史料，并结合以实物取证等方式，基本上复原了宗周礼乐文明的面貌（包括礼经文本中未予记载的佚礼）。

沈文倬始终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必须文史哲综合会通，通盘考察，不可割裂。数十年来，他自甘寂寞，敝屣名利，潜心治学，像蜘蛛结网般，以“三礼”为中心，以上述学科为径，向四周伸展，层层外扩，经线越伸越长，网越织越大，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人文社科领域。

张尔岐四十五岁时，在章丘第一次结识顾炎武。两人一直保持着诗书往来，互尊为师。顾炎武亲自为张尔岐的著作《仪礼郑注句读》撰写序言。顾炎武曾在《广师》篇说：“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最为精审，顾炎武来到山东，抄录一部带到山西，并作了序言。

“卓然经师”，这句话颇有见地。这样的评价，同样可以授之沈文倬先生。

（大众新闻记者 卢昱）